曾国藩的方法是，用对人怎样用对人，曾国藩说了一大堆，都是“为

曾国藩的方法是，用对人。怎样用对人，曾国藩说了一大堆，都是“为政在人”的老生常谈。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洋洋洒洒的一封长书后，眉毛几乎挤到一起，这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但咸丰刚上任，要做出鼓励进言的姿态，所以对曾国藩的这封上书表示认可，并说：“我要好好琢磨琢磨。”

可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曾国藩没有看到咸丰要整顿吏治的任何迹象。他在兵部里直转圈，他隐约感觉到，咸丰皇帝对他很忌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与穆彰阿关系不错。

咸丰执政的第一年，曾国藩苦闷之极，在给他的家人信中，他不无抑郁地说：“我现在在官场，已厌恶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倘若家中有点闲钱，我就辞职回家，专心做学问。”

从曾国藩信中看，他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这是屈才；朝廷颟顸一片却无人改革，这是不思进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心存大志的人，还怎么待下去。纵然不能辞职回家，也可以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啊。

这似乎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通病，每当在政坛不得志时，就想离开。刘伯温这样，王阳明这样，张居正也这样。而一旦曙光初现，他们又精神抖擞起来。

1850年夏，广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暴乱，很快席卷南中国，是为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年初，中央政府对太平天国猛地重视起来。

曾国藩在书房里急得直转圈，他既想给咸丰出主意，又担心自己和穆彰阿的关系而受到咸丰的打击。所以他愁眉不展，就在他意乱心烦时，同乡兼好友罗泽南来了封信。

罗泽南指责他畏惧而不敢言，他分析原因说，你有贪位的私心，应该说的事你不说，简直给湖南人丢脸。

罗泽南刚和曾国藩认识不久，和曾国藩有个相同点：总过不了乡试，后来当地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给了他个名誉头衔“孝廉方正”。据曾国藩说，罗泽南精通理学，思想沉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罗泽南说的任何话，都让曾国藩震动。

接到罗泽南的信后，他坐到书桌前，找资料写笔记。十几天后，他向咸丰上了一道《议汰兵疏》。

奏疏说，他在兵部已有几年，发现天下有两大患，一是财政困难，二是军队无能。财政困难，内外大臣，人人忧虑，鸦片战争后，因赔款的关系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至于军队问题，曾国藩把各地兵勇批了个狗血喷头，尤其说了太平天国兴起后，广西军队一触即溃的情况。他总结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须重新训练一支骁勇部队，才可将太平天国消灭。有了这支军队，不堪一击的绿营、八旗就该裁撤。”

咸丰对着曾国藩的奏疏摇头，此时正是用兵之计，怎么能裁军，简直荒唐！

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国藩正茫然时，罗泽南又来信了。罗泽南说：“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曾国藩被罗泽南批评得神魂颠倒，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凌厉的一封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败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咸丰身上！”

“你这人啊，总是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比如你前段时间为了避讳名字中的‘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改成了避讳字。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跟国家大事没一毛钱关系，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现在，太平军正如日中天，你有计划吗，派谁去剿灭，中部和东南部该如何防守，地图呢？我看咱们帝国的地图全是康熙年间的，真要打起来，不是刻舟求剑吗？”

批评完咸丰的做事态度，曾国藩直指咸丰本人：“你这皇帝喜欢文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你注重那些狗屁礼节，根本不注重礼节背后的实际功用。有人对你点头哈腰，你就喜欢；有人对你不卑不亢，你就恼火，这是什么事嘛。”

“第三点，皇上你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要亲自去管，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总公报私仇。”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尤其是发现曾国藩说的都是事实后，大怒若狂，咆哮道：“给我把曾国藩从严治罪，不要让他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