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现存《了凡四训》四篇文字（“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确出自了凡手笔，但最初仅仅是散落于作者刊刻的《祈嗣真诠》《游艺塾文规》等著作中的文章片段，并未攒集成书，更无所谓“了凡四训”之名。首篇“立命之学”作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了凡69岁时，收录于了凡所著《游艺塾文规》中。该书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刊行，在从事举业的士子群体内畅销一时。事实上，了凡晚年声名卓著，“立命之学”并不仅仅通过《游艺塾文规》流行，这一3000余字的文本甫一问世便受到关注，并以“立命文”“立命篇”“省身录”“阴骘录”等名目单独刻行。

周汝登（1547—1629）《东越证学录》卷七“立命文序”云：

万历辛丑之岁，腊尽雪深，客有持文一首过余者，乃槜李了凡袁公所自述其生平行善，因之超越数量，得增寿胤，揭之家庭以训厥子者。客曰：是宜梓行否耶？余曰：兹文于人大有利益，宜亟以行。……公于接引人，固有缘也，兹文之行，利益必广。

“万历辛丑之岁”，即“立命之学”所作当年——万历二十九（1601）。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于“立命之学”刊刻的史料记载。它同时透露了两层信息：其一，在“立命之学”写成的当年年末，就有人企图刊刻流通这一文本，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其二，作为当时著名儒者又是阳明后学的周汝登，对刊刻该文表示明确支持。

此外尚有其他佐证。钱希言，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有诗名，袁中郎盛赞其才，称“吴中后来俊才，名不及诸公，而才无出其右者”。其所作《狯园》成书时间有待考证，但其自序作于该书刊刻之时，署为“癸丑冬”（万历四十一年，1613）。该书第三卷“仙幻”载有“孔道人神算会禅师立命”一则，即是了凡所述“立命之学”的故事。该篇末尾云，“袁因著《省身录》示其家儿，竟以寿终于家”（《狯园》），由此可知，在了凡去世七年之后的1613年，“立命之学”以“省身录”之名已经广泛流传。

无论是“立命文”抑或“省身录”，以及“立命篇”“阴骘录”等诸版本，其内容大致相同，都是“立命之学”这一3000余字的文本，亦即后来《了凡四训》四篇中的首篇。既然如此，那《了凡四训》最早成书于何时？该书另外三篇（“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的情况又是怎样？

据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考证，“了凡四训”之名始见于清初的《丹桂籍》。也就是说，直至了凡殁后，才有人将其编辑并以“了凡四训”之名刊行。四篇文字题目，除首篇“立命之学”外皆出自后人之手。《丹桂籍》版《袁了凡先生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在四篇文字中的写作时间最迟（万历二十九年，1601）；第二篇“积善之方”与第三篇“改过之法”写作的具体时间已难考证，但与万历十八年（1590，了凡58岁）夏付梓的了凡所著《祈嗣真诠》中的“改过第一”“积善第二”二篇内容基本一样（必须指出，无论“积善之方”抑或“积善第二”皆未载“古德十人”之例证）；第四篇“谦德之效”与“立命之学”一同于万历三十年（1602）刊行在《游艺塾文规》中，当时名为“谦虚利中”，所谓“利中”，即“有利于科举中试”之意，可见该篇原本是为修习举业的士子所作，这从篇末“今之习举业者……吾于举业亦云”（《袁了凡文集》）的表述亦可看出端倪。

也就是说，《了凡四训》是一部后人辑录了凡文字并刊刻流通的善书作品，在广泛流传后被以讹传讹地当成了凡家训。虽然这并不算是太大的问题，但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么，了凡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训？答案是肯定的。据曾为了凡之子袁天启（袁俨）主持冠礼的沈大奎记载：

公（了凡）志不大酬，而还以其学教于家，训诸其子天启。……十月之吉，为其子行古冠礼，速余为宾。……既冠，峨然一丈夫子也。……厥明公（了凡）出《训儿俗说》相示，谛阅之……自古家庭之训，见于记籍者，未有若是之详且晰也。是岂公一家之训，将为天下后世教家之模范！

作为“通家之好”，沈氏受邀主持了凡之子的“冠礼”仪式，得以见到《训儿俗说》这一真正的“家庭之训”。沈氏阅过之后，认为其博雅大方，巨细不遗，既详实又明晰。从了凡的角度而言，在其子“成人礼”的重要场合，将凝聚个人教子心血、伴随其子成长的家训展示出来显然是十分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