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后人们开始以氏为姓，到汉魏时期姓、氏逐渐合一，平民百姓也可以有姓了。而且随着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产生了许多原非汉族的复姓如宇文、贺兰、拓跋、哥舒等。

姓名之外，古代男子二十岁束发加冠举行冠礼、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举行笄礼时还要取字。字与名在意义上要有所联系，如屈原名平字原，鲍照字明远，宰予字子我等。春秋时男子取字最常见的是加个“子”字，如公孙侨字子产，狐偃字子犯；还常于字后加父、甫表示性别，如伯禽父、仲山甫等。

除了名和字，古人还可以有别号，如苏轼别号东坡先生，陆游别号放翁。帝王、诸侯、大夫、高官死后还有谥号，褒义的如文、武、昭、穆等，贬义的有厉、炀、灵、哀等。谥号之外帝王另有庙号，如高祖、太祖、太宗等。

自汉武帝开始，封建皇帝登基后要有纪年的年号，在位时还可以改变年号重新纪年，称作改元，如汉武帝开始时年号为建元，后改元为元光、元朔、元狩等，先后用了十一个年号。明清皇帝不改年号，所以皇帝又多了个称呼，如明太祖朱元璋称洪武帝，思宗称崇祯帝，清圣祖称康熙帝，德宗称光绪帝。

封建时代不能直呼君主、尊长的名字，所以常常要改字或缺笔来避讳，它的直接影响是改变别人的姓名，如汉文帝名恒，春秋时的田恒在史籍中被改称田常；汉景帝名启，微子启改名成了微子开；康熙名玄烨，名字中有玄的一律改成元。古代律法中常常是一人犯罪，株连九族，所以从高祖到玄孙的所有家族直系亲属及旁系亲属中的兄弟、堂兄弟等都会受到牵连，因此为避灭门之祸，出奔逃亡者常会被迫改姓埋名。

以上关于中华姓氏文化知识的简要梳理和概括，有助于我们对《百家姓》的进一步研习与解读。作为幼学启蒙读物，古人看重的是《百家姓》读来顺口、易于记诵的快捷识字功能。而今人更加重视的是其在寻根溯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一首深受海内外华夏儿女喜爱的歌曲这样唱道“天有情，地生根，黄河长出百家姓。百家姓，大家庭，赵钱孙李到如今……国有魂，民有心，自古中华第一经”，对此作出了极其生动的诠释。

宋编《百家姓》结篇于“司徒司空，百家姓终”，共收单姓408个，复姓32个，共计440个姓氏（不同版本间所收姓氏数目略有出入）。不过宋刻本今已不传，目前可见的仅有元代刊本。明、清以来出现了不少改编本，较著名的有以“朱”姓开头的《皇明千家姓》，以“孔”为首句、以“孟”为次句打头的康熙时《御制百家姓》，还有少数民族译本《蒙古字目百家姓》、《女真字目百家姓》等，虽然内容、格式各有特色，但无一能够取宋编本而代之。

本书选用的是在宋编基础上，又增收了单姓36个、复姓28个，总计504个姓氏的通行本《百家姓》，终篇结句于“第五言福”。虽然504个姓氏只占流传至今仍在使用的三千多个姓氏的六分之一，但是已经涵盖了我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实用性。

同时为了满足海内外中国人、华人华裔续写家族系谱，探寻血脉源出的需求，我们查阅了大量散见于各种相关史籍和姓氏考略的专书专著、字典辞书，订正了其中不少史料史迹、人名地名的讹误，对本书504个姓氏一一注明了出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籍中关于姓氏的来源，许多采自神话传说，其中不乏神秘荒诞的色彩，而先民对于自己的祖先，也多有夸大虚饰之语。如《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先祖契的母亲简狄洗浴时“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族始祖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初欲弃之，因名曰弃”。类似的传说，我们在注解姓氏出处时，都酌情予以了收录保留，着眼点并不拘泥其符合史实的程度，而是充分肯定它们作为姓氏文化遗产中的绚丽奇葩所具有的传承价值和意义。

李逸安

年1月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赵：嬴姓祖先伯益的后代名叫造父，造父为周穆王驾车，在穆王出巡及征伐中屡屡建功，穆王于是把赵城封赏给了他，造父的后代便以赵为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