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需要谈到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底本，也就是刚提到的所谓“东晋晚出的另一部《古文尚书》”的情况。东晋元帝（317—322）时，豫章内史梅赜向元帝献上了一部《孔传古文尚书》（“传”就是注解），说是魏末晋初的学者郑冲传下来的。这部《古文尚书》号称就是当年孔安国得自孔壁后加以整理注解的那个本子。这部书经文共计五十八篇，其中三十四篇的名称和当时流行的郑玄注本相同，除了《舜典》以外，其他都有注释，书前还有一篇孔安国的《序》，说明他得书和作传的情况。这篇序收在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中。梅赜献的这部“古文”，在梁朝开始流行起来，北朝大儒刘炫、刘焯为之作了详备的《义疏》，其后，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尚书》也是以此书为底本。唐太宗初年，命大儒颜师古校正五经文字，《尚书》依的也是这个本子。稍后，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又以此书为工作底本，采集二刘的义疏加以发挥，终于成了终唐之世无异辞的定本。从此，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树立了正统地位，压倒了郑玄的《古文尚书》注本，成为《尚书》的唯一传本。玄宗时，又命卫包将这部《古文尚书》中很多古字体改成楷书，在开成二年（837）刻石，即“唐石经”，也叫“开成石经”，成为后代一切版刻的祖先。

梅赜献上的这部《古文尚书》可以说是一路顺利地获得正统地位，一直得到国家的支持，成为科举功名的标准本。但到了宋代，就有不少学者陆续开始怀疑这部书的真实性。先是南北宋之交的吴棫作了一部《书裨传》（全书已失传，被明代梅鷟《尚书考异》引述），其中指出梅赜所献五十八篇中原有的和增多的篇章在文体和语言上有差别，不都是诘屈聱牙，甚有文从字顺的，实在与《尚书》之“古”不相称。这个见解是十分敏锐的。稍后朱熹深化了吴棫开创的文体比较的方法，直接说“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并进一步怀疑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认为不像汉人的文风，而是魏晋间人所作。朱子的弟子蔡沈作了一部《书集传》，在体例上区分了今古文，完全是继承了老师的看法。

元明两代，是《古文尚书》辨伪工作深入的阶段。元人赵孟頫、吴澄已经明确严格区分今、古文，吴澄的《书纂言》甚至摒弃了《古文尚书》后出的篇章，只解释其中今文二十八篇。明人梅鷟针对晚出的篇章进行深入研究，他认定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是皇甫谧杂取先秦文献《论语》、《孟子》等词句拼凑起来的。梅氏所撰《尚书谱》、《尚书考异》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为后来清代学者更加细密的辨伪开了风气。

清初以降，考据学风渐渐盛行，学者心细如发，往往有见微知著的眼光。康熙时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详列一百多条证据，详实确凿地揭发了晚出《古文尚书》的真实面貌。其后，吴派经学家惠栋撰《古文尚书考》，继续针对晚出古文加以辨析。至此，东晋晚出《古文尚书》的疑案基本定谳了。此前，虽有毛奇龄针锋相对的《古文尚书冤词》为其辩诬，也并不能改变《古文尚书》是伪书的事实。其后，还有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辨析，大多只是延续阎、惠的考证方法更加细致具体而已。

但晚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并非一无是处，黄季刚先生曾说：“伪《古文尚书》，一文字古，二文采高，三取材广博，四训诂不谬，故在今日言之，仍可作‘准康成’观也。”又说：“用孔《传》讲《尚书》，于文理终不谬。若用孙星衍之说，往往文理不通。”（《量守庐论学札记》）足以启发我们正确对待《古文尚书》。

二　《尚书》的篇目和内容

如前所述，《尚书》本子问题复杂，其间篇章分合更是难考，所以这里我们不涉及今古文《尚书》篇章异同分合的考证，只据阮元编刻的《十三经注疏》中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将五十八篇篇目抄录如下，属于晚出古文的，标“伪”字以示区别。

尧典　舜典　大禹谟（伪）　皋陶谟　益稷 禹贡　甘誓　五子之歌（伪）　胤征（伪）　汤誓 仲虺之诰（伪）汤诰（伪）咸有一德（伪）　伊训（伪）　太甲（三篇，伪）　盘庚（三篇）　说命（三篇，伪）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太誓（三篇，伪）　牧誓　武成（伪）　洪范 旅獒（伪）　金縢　大诰　微子之命（伪）　康诰　酒诰　梓材召诰　洛诰　多士　无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周官（伪）　君陈（伪）　顾命　康王之诰　毕命（伪）　君牙（伪）　冏命（伪）　蔡仲之命（伪）　费誓　吕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根据篇名及内容，我们可以将以上五十八篇基本分作六大类，即孔安国《尚书序》所谓“典、谟、训、诰、誓、命”。从这些名词可以看出，《尚书》的内容大多是历代君王言论和行动的记载，如《尧典》记载的就是帝尧的事迹；《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君臣的谋划和议论；《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康诰》、《酒诰》、《梓材》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甘誓》、《牧誓》等则是作战前的誓师之词；《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