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王、李、杜三位诗人的人格和诗境，都可以从他们在安史之乱考验中的表现作为判定高下的标准。”他用三个有趣的形象比喻三位诗人在大乱中的表现：杜甫像丧家到处找娘的流浪儿；李白像不受拘管、任性闯荡的野孩子；王维像被迫受辱、隐忍苟活“息夫人”式的弱女子。然后结论说：“杜甫一生的思想，是存在于儒家所提出的对社会的义务关系之中，这关系是安定社会的因素。太白却不承认这种义务关系，尽量发展个性，像不受管束的野孩子一样。王维则取中和态度，他的生活态度是不知道生活而享受生活，他的生活态度极其自然，只求在平淡闲适生活中度此一生。这是庄子的一个方面。”先生这样敬爱富于社会意识的政治诗人杜甫，是对唐诗特色的礼赞，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与自豪，也表现了先生自己的出于高昂爱国激情的文学观点。
五、坚持科学态度品鉴唐诗的艺术成就
闻先生是诗人，也是学者。他有诗人的热情与想象，又能以学者冷静的头脑对待文化遗产作出科学的分析与判断。白永先生说他是“凭了诗人的天分与明敏”而研究唐诗，显然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还是朱先生的话说得对：“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郭老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书籍，他不惜多方面作苦心彻底的准备。”这里的话虽然是针对先生后期考订古代文献的研究工作而言，但结合前面朱先生的话来看，先生研究唐诗的科学态度，前后仍然是一致的。比如《杂论》中收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岑嘉州系年考证》，正是前期研究唐诗的产物。而他之肯下这番工夫，考证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诚如朱先生分析所说：“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或者如他本人在《楚辞校补·引言》里的明白表示，他所作诠释词义，校正文字的工作，全是为了要说明时代背景与作者的意识形态。在唐诗论文特别是唐诗讲课中，这个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的。
因此，无论是读论文或听讲课，对先生所提到的诗人都能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古今的时间距离消失了，我们仿佛和诗人们生活在同一空间里。于是在我的回忆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讲时代背景像讲自己切身的生活经历；讲诗人活动像讲熟识朋友的趣闻轶事；分析作品又像变成了诗人的化身在讲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这是学者的科学实证精神和诗人灵敏的想象相结合产生的惊人的效果，是个人平生所仅见的。
什么是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一要言必有据，不能臆说妄断；二要尊重事实，不能从偏好立论。有一次在课堂上，先生曾说：“唐代的两位大诗人李太白、杜工部，我不敢讲，不配讲。不能自己没有踏实研究，跟着别人瞎说！”的确，在唐诗讲课中，关于李杜讲的最少，远不及陈子昂、孟浩然、大历十才子多。而这少量有限的讲述，确乎是独到之见，精彩过人，因为它是从下过彻底工夫来的，体现了言必有据的科学态度。同时在文学评论中尊重事实这一点比较难于掌握，因为它牵涉到个人兴趣的差别问题，容易陷入主观片面。作为文学史家的闻先生，他在实事求是评价唐诗艺术成就这方面还是能够坚持科学态度的。例如尽管李白有“专仗着灵感作诗”的长处，王维也有“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的贡献，可是在从诗中充分体现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历史事实面前，就不能不让杜甫坐上诗圣的首席了。但在评论唐人绝句成就时，先生却说：“唐代大家为求纯诗味的保存，特别重视形式精简而音乐性强的绝句体。就艺术言，唐诗造诣最高的作品当推王昌龄、王之涣、李白诸人的七绝，杜甫远不能及，他的伟大处本不在此。”把诗圣的长处短处分别作了交代，毫无隐讳，这也是尊重历史事实。
对大历十才子的评价亦复如此。先生一方面从社会原因解释说：“这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经过天宝一场大乱，人人心灵都受了创伤，所以诗人对时节的改换、人事的变迁都有特殊的敏感，写入诗中便那么一致地寄以无穷的深慨。因此可以这样说，十才子乃是分担时代忧患的一群诗人”，“一群作风相似而又表现了这时代特点的诗人”。所以“就诗的立场说，这批人最可敬，贡献也最大”。他们那些写得逼真，写得伤感的诗句，读了“往往使人们引起像怜悯幼儿的心情”。当先生用演员进入角色的声腔念诵起几联例句，真个起到催人下泪的艺术效果。可见先生对这些诗句的艺术很赞赏，投情也很深，才念诵得那么动人。然而他接着严肃地提出批评：“伤感是诗歌的大敌，是人类最低劣的情绪。如果长期以此自我陶醉，则将陷入浅薄无聊的境地。”还指出“这些叹老嗟卑的诗句，给中晚唐留下了不少坏影响”。这样功过分明的分析，同样是尊重事实的表现。还有一个相反的实例，就是对宋之问诗的评价。先生在讲述时，并未放弃“人品重于诗品”的传统标准，首先评价了宋的人品，说他“是古今文人无行的重要代表，他曾先后投靠权门，随着政潮进退，反复无常，恬不知耻。《朝野佥载》甚至记叙他替武三思捧溺器，事实虽不一定可靠，但他人格的卑污下流却是臭名昭著的，因而成为史官疵议的对象”。然后才提到他的诗说：“可是他的诗的确高明，正如明代的严嵩和阮大铖，诗风和人品是那样的不相称！”在不以人废言的原则下，介绍了宋五言古诗中的山水诗开了王右丞的先声，从他的《祭杜审言》文中见出他长于巧思熔裁的工夫，而最大的功绩当然是同沈佺期一样完成了唐代重要诗体的五言律诗。这里同样表明了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先生这种以科学态度评审唐诗艺术成就的作法，也体现在他《唐诗大系》的选目中。他的原则是：“把诗人的独特成就放在时代的集体中来观察，不但可以从共性中看出他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和他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比较出他的创作特点和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从先生每年一次增损诗选篇目的事实，不难看出他谨严的科学态度。可惜一般人只看到选本重视唐诗的艺术这一特点，却不知先生以科学态度严格评审唐诗艺术成就付出了多么长久而辛勤的劳动，以致解放后这部具有特色的唐诗选本没有得到再版应世的机会，多遗憾哪！但我相信，真理是永存的，一个寻求真理、服从真理、为真理付出生命代价的劳动者的业绩，真理也将使它永垂不朽！
六、运用艺术手法和文学语言绘写唐代诗坛和诗人的风貌
闻先生是诗人、学者，也是画家（早年在美国学过画）。听过先生唐诗讲课的人，一定会记得他在全面讲初唐诗、盛唐诗和大历诗的时候，运用了绘画空间艺术的技法，把许多诗人的创作活动串连起来，让他们在生活、风格和题材等方面互相交织配合，形成一幅唐代诗坛盛况的热烈生动图景，使人听了仿佛是许多诗人在同时活动，在彼此交谈、互相唱和，由他们呈现出来的缤纷异彩渲染成浓厚的诗的气氛，而在设色的深浅浓淡上又能分辨出初唐、盛唐各自不同的风貌，给人以如处身于“清露晨流”，或“赫日当空”的境地而又气象各别的直觉感受，不禁引起了“故国神游”的畅想。这种反映历史背景的画面设计，简直可以和《红楼梦》作者描绘豪宴或盛典等大型场面的手法相媲美，在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算得是独一无二。它同唐诗研究中文学语言的运用，可说是闻先生的双绝。余冠英先生曾说：“闻先生善于用文章征服人。”朱先生对这方面也发表过表示赞赏的话：“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创造了一种诗样的风格，读起来耐人寻味。”他指的正是《唐诗杂论》中的几篇文章。像这样迷人的文学语言，在当代的研究唐诗的著作中，也还没有第二个人。随便举几个例子来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