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当时中国人所知道的“天下”了。

按照大禹构想的版图，从帝国中心出发，向东、南、西、北各延伸二千五百里，统治范围东西跨度五千里，南北跨度五千里。东到大海，西到沙漠，北到寒荒之地，南到热带丛林。我们不要忘了，这是距离现今四千年前，在交通那么落后的时代，中原强有力的政权触角已延伸到极限了。

当然，这样的划分显得不切实际。因为中国的地形条件很复杂，单纯以里程来划分，无疑忽略了地理上的限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大禹伟大心脏的跳动，尽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仍然充满智慧的光芒。中央政权对天下的统治力度，并非均等，从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从绥靖安抚到羁縻，是一个衰减的过程，距离帝国中心越近，则帝国的统治力越强，距离越远，则统治力越弱。但是中邦文明的教化必须传递到蛮荒之地，这乃是一种天职。这一点对大禹来讲是相当明确的，这显示了先进的中原文明的自信力，这种文明必须取得天下的统治权柄。

大禹继承帝位后不久，便指定皋陶为接班人，但皋陶比大禹死得早，终究与帝位无缘。皋陶去世后，大禹便把政事交给伯益，很显然，伯益成为内定的继承人。大禹最后一次东巡时，病死于会稽山，临终之前，把帝位传给伯益。

在儒学文化传统中，大禹把帝位让给伯益，是禅让制度的延续，是大禹高风亮节的体现。可是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话，尧、舜的禅让都只是政治斗争的遮羞布，那么大禹怎么会去重蹈覆辙呢？我有一个猜测，当年大禹为了联合皋陶、伯益推翻帝舜，三人有过秘密的约定，大禹当上天子后，皋陶成为第一继承人，伯益成为第二继承人。既然皋陶已经去世，伯益自然成为唯一的继承人。

伯益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他的帝位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夺走了。

夏启是如何夺位的呢？我们先来看看儒学宗师孟子的说法。

孟子的弟子万章问老师说：“我听别人说，到大禹的时候德行衰减了，所以他不传位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是不是这样呢？”

孟子回答说：“当然不是。帝禹驾崩后，他的儿子启服丧三年。三年后伯益放弃帝位，自己跑到箕山之南，以避开启。当时前来朝见的诸侯以及诉讼打官司的人，都跑来见启，不到伯益那里，大家都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诗人歌者只歌颂启而不歌颂伯益。帝尧的儿子丹朱不贤明，帝舜的儿子也不贤明，而帝禹的儿子启却很贤明，能够继承大禹的道义德行。伯益虽然在大禹时主持政事，但时间不够长，并没有做许多恩泽百姓的事情。”

我们知道，孟子是“性善论”者，他非常相信尧、舜、禹这些圣人，一点私心都没有。在他眼中，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斗争，只是有德者得天下，只有禅让，只有让贤，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刀光剑影。在他看来，启夺得帝位，一是因为伯益这个人识相，自己溜了；二是因为启有道德，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启取代伯益的过程中，仍然是和和气气的，不与任何阴谋沾边。

但是孟子的这段话，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漏洞。他把民众不支持伯益的原因，归结于伯益主持政事时间不够长，威望与恩德不够，这显然有悖史实。伯益在帝尧时便已为官，又经帝舜、帝禹两代，辅佐天子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尚书》中保存的伯益资料也不少，这足以说明伯益很早就是重臣，怎么可能威望不够呢？

《韩非子》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到大禹晚年时，“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

这个说法，有一个地方看似自相矛盾，要留意。既然禹想“令启自取之”，想让儿子启去夺取天下，何必又要大费周折，把帝位传给伯益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所以我认为禹之所以把帝位传给伯益，是因为事先有秘密约定，是当年结盟的条件。

在《韩非子》中，伯益可不是溜到山里躲起来，启也不是因为有德行得到民众支持才上台的，而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才取得最后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得到了《竹书纪年》的有力支持。《竹书纪年》是这样写的：“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启所诛”。十分明确地指明伯益并不是自己溜到山里躲起来了，而是在帝位之争中败北，被大禹的儿子启所杀。

由于现存的《竹书纪年》已是残缺不全，对于伯益与启之间的斗争，写得十分简略。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可能见过更全本的《竹书纪年》，他在《楚辞通释》中写了这么一段话：“《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这里伯益的形象与孟子所描述的那个跑到山里躲起来的让位者形象，完全是两个人。伯益不仅没有跑到山里躲起来，反而把启囚禁了，而启奋起反抗，最终颠覆了伯益政权。

这里，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吗？历史总是上演着罗生门式的闹剧，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书里，可以以黑白对立的面貌出现。因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更多的时候乃是政治，文字记载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